□朱天禄

“你也太敏感了吧。”这句话，我从小到大听了几十年。

小时候在乡下，大人说我“心眼细”。年节里亲戚们聚在一起说话，谁家日子过得紧巴，谁家孩子考学不顺，大人们当笑谈讲，我听了却闷闷不乐。母亲端菜过来，见我垂着头，拿筷子尾点我额头：“这孩子，心眼细得跟针鼻儿似的。”那时候不懂，以为“心眼细”是骂人的话。

长大了进城念书，同学之间玩笑开得没边。有一回几个人聊起农村来的孩子，言语里带出些轻慢，我脸上挂不住，朋友事后说我想得多。后来工作了，同事讲一个带刺的笑话，别人都哈哈笑着，只有我笑不出来。散场后有人拍我肩膀：“你就是太敏感了，人家又没说你。”我点点头，可心里知道，那笑话里的刺，分明是朝着我来的。

听多了这样的话，有一阵子我也觉得自己是不是真有什么毛病。怎么别人都不在意的事，偏偏我听着扎耳朵；怎么别人都一笑了之的场合，偏偏我一个人杵在那里。

于是我试着变“钝”一点。

人家说话带刺，我就当没听见。席上冷眼斜过来，我便低下头喝酒。有人把话头往我身上引，含沙射影的，我偏不接。这么过了两年，确实没人再说我“想太多”了。可我自己知道，心里头那根弦不但没松，反倒绷得更紧了。每次从那样的场合出来，回到家坐在黑暗里，胸口闷得慌，像吞了一块生铁，吐不出来也化不掉。钝了两年，不快乐，也不像自己了。

有一回在朋友家吃饭，六七个熟人围着桌子。席间一人讲起从前单位里的事，说有个同事“农村出来的，什么也不懂，闹了大笑话”。他讲得眉飞色舞，众人也笑，我没笑。他看了看我：“老兄，你又不高兴了？我可不是说你。”旁边有人打圆场：“他就那样，敏感。”

那天晚上回去，我在灯下坐了很久。我想我能听出那些话里的刺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本事？那些笑的人，是真的没听见，还是装作没听见？细想下来，未必是后者，大多数人确实没听见。可这恰恰是问题所在：一句轻慢的话从眼前过，多少人浑然不觉，还有人跟着笑，而那个“太敏感”的人，才是唯一清醒的那个。

人们总把“敏感”和“脆弱”混为一谈。其实是两回事，敏感的人，不过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旁人忽略的东西。世间的风从何处来，人心里的寒气从何处起，钝人浑然不知，敏感的人先觉到了。这样的心，是细瓷，不是薄冰。细瓷能盛热茶，薄冰一碰就碎。敏感的人多半是前者，只是世人常常认错了。

最近又有人笑我敏感。我没再辩解，笑了笑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敏感这个事，年轻时我也嫌它累赘，如今觉得是老天给的恩典。这些年写文章，那些旁人看不见的暮色、听不见的风声、记不住的眼神，都被我收进了字里行间。要是没有这份敏感，笔下哪来那么多可写的？

心细一点，不是病，是福气。